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將成下一個"麗江"？
興教寺修復之后
黃印武
□人走了，人來了，人又走了——黃印武在沙溪看到過3次村民的遷徙。在這個“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他一待就是12年。
□隨著古鎮的修復，他預想中讓本地人過上更好生活的目標似乎并沒有實現。人們選擇把房子租給外地人，自己搬到更遠的地方蓋新房?，F在的寺登村已經離黃印武最初的理想越來越遠了。
□很多人擔心它未來的命運：它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麗江，或者一片旅游文化商業的熱土?
人走了，人來了，人又走了——黃印武在沙溪看到過3次村民的遷徙。
2003年，帶著國外的資金和年輕人的固執，建筑師黃印武最初來到云南省大理州劍川縣沙溪鎮寺登村。在這個“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他一待就是12年。
起初，他是一名尊重歷史的古建筑修復者，后來，他做的事情離建筑越來越遠，更像一名鄉村建設者。
古建修復的成功猶如打開了一幅邊陲秘境的寂靜畫卷，暴富的客棧老板、酒吧愛好者、咖啡館投資商，欲望膨脹的本地人、野心勃勃的管理者，各色人等陸續亮相。
當寺登村的發展脫離了服務當地人的軌道，黃印武開始思考行之有效的鄉村建設道路。那既不是對城市的拙劣模仿，也并非對鄉愁的浪漫想象。
“沙溪不是擺在博物館里展覽的器物，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一草一木、它托舉的日常生活以及發生在其上的故事，這些‘活的東西’全都是保護的對象”
沙溪給黃印武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人煙稀少。當這個戴著眼鏡、頭發稀疏，散發著學者氣息的建筑師來到沙溪時，一切都像門口貼著的對聯一樣在褪色——木制的門窗看上去搖搖欲墜，房前屋后堆著破磚爛瓦，村里的人已經開始外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文化遺產專員杜曉帆也曾在那時來過沙溪，看了這幅景象，嘴里一直重復著“怎么辦，怎么辦”。
沙溪北靠藏區，南面是普洱茶的產地，茶馬古道因此經過沙溪。這里曾經商賈游客云集，三教九流匯聚。自此，小鎮的命運系在交通工具迭代的歷史中。
自上世紀50年代，汽車的脈搏切分著鎮子的時間與日常。馬幫不再榮耀，茶馬古道逐漸衰落，沙溪又重新回歸了寧靜，“躲”在群山中，一待就是50年。
當載著黃印武的吉普車第一次開進沙溪時，黃印武回憶，“感覺像是穿越了”。
那時，黃印武剛剛從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學成歸來，在這里主導設計和實施工作。瑞方希望在茶馬古道上復制自己成功的古建修復模式，于是選中了沙溪，有了“沙溪村落復興工程”項目。整個項目由瑞士聯邦理工大學主持，世界紀念建筑基金會籌措慈善資金，“試圖通過對當地村落文化遺產、生態景觀的保護，實現對當地村落經濟的脫貧和文化傳承”。
那時，除了黃印武代表的瑞方，似乎沒有人確切地明白“沙溪村落復興工程”真正的涵義。在黃印武看來，沙溪復興中的古建保護，并非單純的建筑修復，而是文化自信心的重建。當村民的信心恢復以后，村子的發展才會有自主性，而非盲目追隨別人的道路。黃印武以為，等村子修復了，人，遲早會回來。
在黃印武剛到縣城劍川，還沒來得及下到鎮里時，縣里的領導就拍著胸脯說：“你們想要什么樣的建筑，把想法拿出來，我們的工匠都能做到。”
彼時的黃印武帶著書生氣，是個靠譜的執行者，接到瑞方的電話，總是回答yes，yes，yes，以至于施工隊的工人開玩笑說，打英語電話其實很簡單，只要回答yes就可以了。但他對縣政府的說法還是充滿了警惕：“他們以為這是個‘體力活’。”只要修出來跟以前“一模一樣”的建筑就行了，管它是新還是舊。
在黃印武看來，“沙溪不是擺在博物館里展覽的器物，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一草一木、它托舉的日常生活以及發生在其上的故事，這些‘活的東西’全都是保護的對象”。所以那些拆了舊建筑，號稱造出一件“一模一樣”的新建筑的做法，在他看來十分簡單粗暴。怎么可能一模一樣呢?老建筑上的一個“疤”，背后可能上演過一段傳奇往事;每一塊木頭都能成為后人工具研究的證物——比如這是用斧頭鑿的，因為那時還沒有刨子。
那會兒，項目組臨時住在興教寺里。關于這座寺廟的建立時間仍然是個謎團，故紙堆里找不到這座偏遠小城的過多記載，清朝的史書上不過輕描淡寫了一句“興教寺，在城南沙溪寺登村”。新中國成立后，這里曾先后成為糧倉、會議室和文化部門的辦公場所。楊愛華對這里最初的印象就是“黑”：屋里黑乎乎的，白天都要拿著手電筒照明，木板踩上去咯噔咯噔響;晚上如果沒有月亮，根本看不到路。
因為“黑”，即便是打著最強的燈光，在室內為建筑拍照仍然效果不佳，楊愛華和同事們只能鉆進黑暗里，在圖紙上畫出建筑的原貌，為每一塊木頭標號，貼到墻上，再拿下來清洗。因為歷史的熏染，木頭已經變黑，工人們清洗時不能打磨，雖然那樣更有效率，但損傷木頭本身。“都是用雙手清洗，像洗衣服一樣。”楊愛華說，她會記錄下工人的每項活動，“就像記日記一樣，但不能有任何夸大，更像是流水賬”。
這種物歸原處的做法是黃印武堅持的最小干預原則。“盡量不去改變以前的狀態，最大程度地保留歷史信息。”十幾年前的沙溪，很多人不能理解這種想法。在修復村里的道路時，黃印武與政府的主張產生了分歧。
寺登街是寺登村的一條主要道路，直到今天，仍然是沙溪人的精神中心，甚至在小孩子吵架的時候，也會抬出“我是街上的”以示區別，言外之意，寺登街是沙溪的“城市”，比起周圍的“鄉下”要高上一籌。在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時，這條街用當地丹霞地貌的特產紅砂石鋪就，經過百年風雨，這些石頭已經像是從地里長出來一般。
這些圓圓的、一個坑一個坑的老石頭在現代交通工具面前顯得不合時宜。當地政府曾希望把它們統統拆掉，換上平整寬闊的馬路，標準是能讓卡車通行。
黃印武當然不會同意，這些石頭本來就不是為卡車而設計，起伏跌宕的路面就該讓人在歷史面前不由自主地放慢腳步。黃印武說，當時政府對整個修復項目是“比較朦朧的狀態”，把這個偏遠小城“不太當回事”，“反正錢是你們的，你們愛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最終，南北長60余米，東西寬20余米的四方街完整地保留下老石頭。寺登街也盡可能地做到還原。如今走在寺登街上，如果足夠細心，能看到一排細小的鵝卵石將石板隔成兩段，東邊的一段是當年的石板，西面的則是后來新加的。
“新加的就是新加的，不要欺騙和模仿，要如實地告訴別人。”黃印武稱之為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他談起梁思成早年舉過的例子：40歲時，美國的牙醫為他裝了幾顆假牙，這幾顆牙不是純白色，而是微微發黃，像用過了40年的樣子。“文物修復就像補牙，一眼看上去要和諧，不是呆板和僵硬的。”
唯一可惜的是，村里其他的街道上，那些記載著滄桑和文明的石板在1997年“十星級文明村、文明戶”的創建活動中，被平整的現代水泥路面替代了。
沒有完成的東寨門矗立在那里，每一塊石頭都在講述一個“3石米”的歷史故事，無需后人再添上一筆，破壞它的真實和完整
起初，黃印武用了一年的時間只修復了一個試點的民居。“我是故意慢下來，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他對當地的建筑特點并不了解，材料的特性、建造的方法、工匠的能力都是通過試點摸索起來的。“想要快容易啊，同時開工就好了，但如果做錯了，就不是一個試點的錯誤了。”
當地政府耐不住了，他們很擔心，這么一個小房子要修一年，完成那么大一個項目，要等到哪一年?試點完成后，黃印武很快打消了他們的顧慮，項目組用接下來的半年時間，修復了幾十倍于這個試點房的建筑，包括戲臺、興教寺的大門、老馬店等。
在過去那些雞犬相聞的日子里，寺登村有3個寨門，用來防御。2003年時，一座毀于歲月，一座讓步于“現代文明”，只剩一座東寨門孤零零地望江興嘆。后來，它成為沙溪復興工程第一個正式修復的項目。
它有點與眾不同。不似南北寨門的碉樓模樣，東寨門的墻體本身沒有任何修飾，但在券洞的上方刻意做出了外傾的匾額式樣，也許是準備題字用。土墻上還均勻地留有4個磚洞?？吹竭@里，有些工程經驗的人或許就會恍然大悟——這是一個沒有完工的寨門，連施工時穿腳手架留下的洞眼都沒有堵上。
機緣巧合，黃印武找到了當年修建這個寨門的主要工匠，年逾90歲的老人回憶起民國末年的某一天夜里，大雨傾盆，一聲悶雷沒引起誰的注意，第二天，大家才發現年久失修的東寨門倒了。
那時匪患猖獗，寨門仍有現實意義，于是村公所請了3名工匠重修寨門。無奈財力有限，只有平時處罰違反村規民約得來的3石大米，便以此充作材料費和工價。尚未完工，大米就用完了。留下一個未成品，直到新的修復者出現。
黃印武現在需要做一道選擇題，是把寨門按照當初的設想修完還是維持現狀?那時，修復工程的思路已經逐漸清晰了。沒有完成的東寨門矗立在那里，每一塊石頭都在講述一個“3石米”的歷史故事，無需后人再添上一筆，破壞它的真實和完整。
循著這個思路，小鎮在一點點恢復“元氣”。一些燈籠掛在店鋪的屋檐下面，將石板鋪出來的街道一截一截地照亮，人們一會兒黑一會兒亮地往家中走去，走到拐角時，看到返老還童的戲臺。
根據修復設計的內容，戲臺的二層需要改造成一個展示當地歷史文化風俗的陳列室。但在過去，白族人將樓上用做雜物的儲存室，所以設計的層高較低。屋架下方到二層樓面的距離在1.65米左右。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尺寸，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這個高度不足以阻斷視線，但碰頭是極有可能的，特別是當人處于一個黑暗的環境中，專注于欣賞室內的陳列品時。
在現實的難題面前，項目組最初的想法是調整兩翼的屋架結構，使上層的屋架可以滿足通行的高度。這個看上去一勞永逸的辦法其實是“按下葫蘆浮起瓢”。調整屋架結構的一種方式是將二層樓板降低，這樣會同時降低一層的層高，而且必然改變兩翼建筑的上下兩層傳統比例關系，這并不符合當時的修復原則。另一種考慮是將建筑整體放大，這得更換所有的柱子，改造涉及的范圍太大，也不是理想的解決方案。最后還有一種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對屋架的下端進行軟包處理，即使碰頭了也不會有太大問題，但這個辦法實在稱不上高明，時間一長，軟包的部位會變成藏污納垢的所在，難以清理。
最終的解決方案簡單得可能讓局外人根本意識不到這是整整思考了一年的成果：項目組在每一處屋架下方垂掛了一塊20公分的黑布條，那些有可能碰頭的人會下意識地低頭。“既然改造建筑本身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那我們就轉換思路，想辦法影響人的行為。這種看似情不得已的選擇，其實更好地保持了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黃印武說。后來，他們還在黑布條下墜了一些鈴鐺。
物質世界的恢復過程夾雜著傳統手藝的點綴。“以前我們補墻的基礎，都不用水泥。水泥總會對石塊有腐蝕性，我們用糯米、石灰和稻草。”楊春華說起修復工程里的傳統手藝，“在鍋里把糯米熬稠，然后把石灰加進去。像舂米一樣舂，把粘性做到最強。”
在一張修復過程的圖片里，兩個工人正在測量水平。他們手里拿著一根橡皮膠管，將水注入其中，把兩端固定住，當液面水平時，根據連通器的原理，它就在一個水平上了。“就是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技術，可以替代一些現代的儀器，這也正是傳統建造里面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黃印武說。
這里90%以上都是白族人，漢族才是“少數民族”，白族話更像“官方語言”。他們穿著當地的服飾，過自己民族的節日，演奏著曲調固定、即興填詞的“白族調”。這里還散落了許多民間手藝人，木工與瓦匠遠近聞名。當地人蓋房子從來不需要出錢請人做，自家親戚朋友就能幫忙在空地上造一棟“活生生”的房子出來。
一家客棧的服務員小何是本地人，她穿一件廉價的體恤衫和牛仔褲，短發，皮膚是農民特有的黝黑色，臉頰兩團紅色，像被太陽熨過一般。她的父親是一名木匠。這里的人十七八歲就開始學習木工，一代傳一代。她還有一個哥哥，是名畫匠，負責在房屋的墻上寫下吉祥的文字或畫出山水風景與花鳥魚蟲。小何說，鎮上曾有個特別有名的畫師，但是死掉了。“可惜啊，現在沒有人比他畫得更好。”
一些傳統技藝造就的建筑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并不意味著它將永遠能和人們在一起。在建筑師的眼里，建筑同人一樣，有著生老病死。當初的單身女青年楊愛華已經是一個6歲男孩的母親，她十幾年前學到的最重要一課就是要記錄不可逆的成長。“人們往往關注當下，對于歷史總是健忘。這條街、這座老房子、這個小鎮，都像孩子一樣在經歷成長，那些印記是應該被記錄的。”楊愛華說，她一直像當初記錄建筑一樣，寫下兒子的成長日記。
黃印武試圖推行的“廁所改革”在外地人的帶動下終于完成——游客不能沒有水沖廁所，金錢總是更有說服力
隨著修復的推進，黃印武發現，人又漸漸回來了。
集市還延續著熱鬧，只是由馬腳子(趕馬人)聚集的四方街搬到了更遠處的街道上。集市建立起人們進行日常交流的平臺，獨特的魅力在于它的瑣碎、短暫、不穩定性。進入新世紀，沙溪的集市卻仍保持著陳舊的風貌，以服裝、雜貨、食品為主，商品類型繁多，價格低廉。每周五，仍然能看見收舊頭發的和當街擺攤的牙醫。只不過，整個集市由一項村民的日常采購變成了兼具外來人口“圍觀”村民生活的旅游項目。
住在山上的村民背著土豆下來趕集，賣完之后，找個小飯館，喝頓酒，把錢花光。這是當地人趕集的全部意義。“農村人很多時候不會掙錢，也不會花錢，他們認準哪個便宜就買哪個，不會考慮性價比。”黃印武說。這種對于經商的粗淺理解，在此后與外來資本的競爭中暴露無遺。
修復古建之外，項目組也在為當地人改善基礎設施，在地下建了水電線路和排污管道。老百姓習慣使用旱廁，黃印武在推廣水沖廁所時并不順利。“廁所一定要建在外面，建在院子里都不行，怎么能建在屋里呢?”這是當地人普遍的想法。
現代的生活設施與傳統觀念對峙，誰也沒想到最終竟然依靠涌入的外來者解決了問題。
修復工程大體完成后，來沙溪旅游的人多起來了。他們給當地人帶來財富，也帶來畏懼感，并且悄悄改變著人心。
老槐樹咖啡店是第一家“闖入”沙溪的外來者。店主老張還記得，剛來時的四方街有很多小孩玩耍，滾鐵環、跳格子、踢毽子，“都是我們小時候玩的游戲。”60多歲的深圳人老張說。門前的小孩換了一撥又一撥，這位來自商業浪潮最前沿的投資者，終于在最近兩年看不到當地的小孩子了。四方街上，取而代之的是舉著小旗、帶著擴音器的導游和“烏泱烏泱”的游客，“他們鬧上一陣，導游喊著幾點到哪家農家樂吃飯，就轟隆隆地走了”。
喧鬧的游客帶來滾滾財源。50歲的老趙是本地人，趙在當地是大姓，本家人喜歡在白族傳統的“四合五天井”和“三房一照壁”的房屋中寫上“琴鶴家聲”四個字，說的是北宋趙抃為官清廉的傳說。老趙祖上世代養馬，早年是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到了他這輩，作為交通工具的馬匹開始淡出，老趙頭幾年先是去當司機，后來又做起了牲口交易。50年以前，整個中國都在忙著“工業化”，沙溪人仍然專注于田間地頭和牲口交易。
女人在田邊心不在焉地放著牛，一邊聊天，一邊剝開石榴放進嘴里。老趙站在玉津橋上，盯著自家的5匹馬。沙溪的旅游興起之后，他給馬戴上鈴鐺，做起了旅游者的生意，只要60元，就能騎在老趙的馬上走5公里。
旺季的時候，老趙一個月能賺1萬多，他還將自家的6間鋪子租給了外來者，每間的月租是750元。老趙戴著長帽檐的帽子，白手套因為長期拉韁繩已經有些破損，說話時喜歡望著遠方。
游客在春節時達到了頂峰，以前的核桃園里建起了停車場，沿路臨街的店面一夜之間也開門迎客了。過去的小賣部換上了“生活體驗館”的招牌。政府在四方街上給找不著住處的游客提供咨詢，安排在鄰近的農戶家里住宿。
村民一手拿著貧窮，一手握著命運，回到了人氣聚集的村莊。
那些在客棧里鋪上鮮艷床單的本地客棧很難與見多識廣的外地人競爭，但黃印武試圖推行的“廁所改革”在外地人的帶動下終于完成——游客不能沒有水沖廁所，金錢總是更有說服力的說客。但當地人還有堅守的底線：正中間的房屋無論如何不能裝廁所，因為那是供奉祖宗牌位的房間。
兩年以前，黃印武開始意識到，沙溪的發展有些不受控制了。據當地官員介紹，本地的客棧和商鋪一共有140家，其中55%是本地人開的，45%是外地人經營，但黃印武的觀感是外地人要多于本地。
越來越多的常規和舊俗被打破。來這里的游客說著現代的語言，想過原始的生活，但往往事與愿違。安琪兩年前來到沙溪，因為這兒的寧靜而留下，英語專業的她曾在四方街上擺攤賣過饅頭。“四方街以前就我一個賣饅頭的，每一個片刻都特別真實。”她說，以前的生活像腳踩在積雪上的聲音一樣寧靜，但變化悄然發生著，資本涌進的速度超乎想象。“以前這里是滋養你，現在是干擾你，人心也變了，從打掃衛生的本地阿姨身上就能看出來，欲望在膨脹。”
“周圍的鄰居本來很和氣，但因為租金的攀比，帶來一些麻煩。”黃印武說，他慢慢發現，不是錢越多，生活就越好，周圍的村子很窮，但人們過得開心。多年與各方的磨合，讓他覺得，拉來幾億的投資很容易，但經濟也很容易“摧毀”一個地方。
老宅子里傳出了現代的西洋樂，早晨的沙溪人很少，這里已經變成了城市生活晚睡晚起的節奏，真正的本地人再次搬了出去，他們選擇把房子租給外地人。老屋子在他們眼里與其說是文化遺產，不如說是換取舒適生活的工具。對于他們而言，沒有比生活變好更實在的東西了。純樸和不安，貧窮和自尊，這一切都在他們臉上。
有人說，這里是20年前的麗江：一方面，自然淳樸之美尚存;另一方面，也許用不了20年，這里就會淪落為資本與商業的角逐之地。
“這個地方永遠是你的，你愿意快就快，慢就慢，發展的主體永遠是本地人”
如果非要用一句話概括沙溪復興工程的目的，黃印武說，那便是讓當地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對真實鄉建的重重思慮，讓黃印武尋找一條合適的道路。那不是從天而降的外來者生硬打斷原本的文化風俗脈絡，隨自己臆想設置、憑空建造的鄉村，而是創造出改善基本生活質量的大環境的同時，引導并幫助原住民更好地自治，實現原住民自信、從容、有尊嚴的生活。“我們已經開始探索這種模式是怎樣的，我們都很好奇，這條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會是怎樣的。”
本地人對于外來的資本無力還擊，甚至根本不想還擊。既然自己經營不過外地人，就干脆把房子租出去，自己搬到更遠的地方蓋新房?，F在的寺登村已經離黃印武最初的理想越來越遠了。
如今走在寺登村核心區的街道上，黃印武很少能碰見本地人。如果碰見了，對方會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句“黃先生”。小孩、打工者、商人、官員……幾乎沙溪的每一個人都對這個停留了12年的“黃先生”贊不絕口，當地有名的長者將他的名字編進對聯——那是至高的禮遇。
但這位最關心沙溪的“外來者”深知，即便自己再受尊重，“你跟他們說，不要過度開發，就好像把錢擺在別人面前讓他不要拿一樣，不現實”。
村民像細胞一樣，一點點膨脹。不患寡而患不均，祖宅的產權常常是幾個后代來分，由此衍生的糾紛不斷，東寨門南側的房子因為產權問題至今荒廢在那里，房頂上的草枯了又綠，綠了又枯。
蠢蠢欲動的膨脹個體啃噬著最后一點公共空間，家家戶戶爭搶著在空地上蓋房，蓋新房子本來需要宅基地的指標，但黃印武說，這件事在當地是個可以“變通”的事情。個體戶的競爭也開始暴露出道德根基的動搖，假貨出現，“這里很多的特產蜂蜜都是假的，不會有那么便宜的價格”。
汽車絕塵而去。沙溪寺登村外圍新修的道路很寬，但很多路口沒來得及裝上紅綠燈，如同一個隱喻。
鄉村建設者黃印武反復強調一個概念：農村的發展是基于本地人的發展。“這個地方永遠是你的，你愿意快就快，慢就慢，發展的主體永遠是本地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杜曉帆說，對于活態的文化遺產，維持現狀不是目的，而是要社區發展。居民應利益最大化，而非外來的資本侵入把利益攝取之后，當地居民只得到微小利益。
在經歷了未曾想到的挫敗后，這位孤獨的鄉建人士建議用集體化經營的方式，代替原子化的個人。個體戶的經營已經帶來了諸多災難。“掙錢不一定給個人，而是用集體經營的方式，村里共同享有福利。”
黃印武認為，鄉村發展的核心應該強調它的文化根基。集體性和有限性是農村生活很典型的特點，農村的個體要做成一件大事，很困難。村里的人相互幫忙往往不計報酬，這是一種集體的生活方式。
他正在嘗試集體合作的方式為周邊的村莊招商選資，當實踐能證明這種方式可行時，他相信寺登村的村民會回來。
永遠保持著笑容的黃印武指著一盆被捆綁的盆栽說：“彎曲的植物盆栽就像現在的鄉村建設，按照個人的意愿在做，而非從本地的實際出發。”
河流向前延伸，一會兒寬，一會兒又變窄了。青草從河水里生長出來，沿著河坡一直爬上去，爬進了稻田。
沿著稻田走幾百米，就到了黃印武在沙溪的家，有調皮的小孩在臨街的外墻上寫下：“嘿，我是讀書人。” 幾年前，黃印武買下這個老宅，愛穿本地布鞋的他過上了最本土的生活，如今，已經很難定義黃印武到底是外來者，還是本鄉人。
當時的項目組不足十人，由瑞方和縣里抽調來的工作人員組成。最忙碌時，要統籌200人施工。楊愛華來到項目組時剛剛20歲出頭，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在施工隊后面，記錄下他們拆下哪塊瓦、哪塊磚，給它們編號，再重新放回原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