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黨員入黨鑒定—民革圖片
在上篇《馮鞏，是中管干部嗎？》，我們講了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馮鞏是民革中央副主席，還是位列副部級的中國文聯副主席，同時，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名中國黨員，所以也是一名檔案材料由中央組織部保管、人事安排受中央組織部決定、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監督和中央巡視組巡視的中管干部。
不出所料，主修黨史的博士師姐何茜曦和主修哲學的碩士師妹李靜萱同時發現了我上篇故意留下的一個“bug”——馮鞏可以既是派成員，也可以同時是中國黨員嗎？這是我在上篇未解讀的要點，因為本著一文寫一事的原則，這個要點特地單列出來，獨立成篇。
馮鞏可以既是派成員，也可以同時是中國黨員嗎？——答案是，可以的！
其實，從中國建黨初期，直到現在，雙重黨籍現象就從未消失，一直存在。
1.國共合作：員加入
那還要追溯到1923年，那年6月，三大在廣州召開。為了即將開展的國共合作，在共產國際的協調下，通過了國共“黨內合作”的決定，即全體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但仍保持組織的獨立性。
當時，面對黨內有些同志抵觸加入，陳獨秀甚至批評這些同志是政治不正確的體現。同時，也是在三大上，還不到30周歲的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委。
半年后，1924年1月，一大在廣州召開，決定改組，國共兩黨開啟了第一次合作。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同意員以個人身份加入。自此，雙方黨內文件都正式為雙重黨籍開了綠燈。
而剛剛擔任中央執委僅半年的毛澤東在一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委，而后又擔任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
（第二排右三即為青年毛澤東）
所以，毛澤東雖然不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雙重黨籍黨員，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大革命時期，雙重黨籍的身份確保了能夠在不影響國共合作大局的前提下，利用的資源，在內外發展員，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是一種主動出擊，發展壯大自身的舉措。
開國十大元帥的賀龍元帥，就是在國共領導的北伐戰爭中，作為高級將領，逐漸接觸并最終信仰共產主義，并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用腳投票，冒著殺頭的危險，堅決站在這邊。
四個月后，與周恩來一同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并擔任起義總指揮，而此時他還不是中國黨員。
在起義失敗，南下途中，經譚平山介紹，賀龍握起了右拳，宣誓，入黨，與徹底決裂，踏上了紅色征程。
再見了，蔣介石！你索我賀龍的命，我誅你老蔣的心！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領導南昌起義）
在我黨的歷史中，如果論哪一年入黨的人意志最堅定，毫無疑問，我首推1927年。那是白色恐怖最嚴重的一年，是紅色革命面臨被絞殺殆盡的一年，所以也是最考驗入黨動機的一年。在看到員的鮮血染紅黃浦江，卻依然堅定入黨的人，我想此后不論遇到什么境況，都會誓死跟隨中國，無怨無悔。
于是，就這樣，隨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爆發，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反動派紛紛開除員的黨籍，員紛紛退出，國共雙重黨籍不復存在。即便之后存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但那時已經有了人民武裝的，是以斗爭促團結，再也不用加入的方式來求團結了。
2.肝膽相照：員加入派
解放戰爭后期，派積極響應中國的五一宣言，自愿接受中國的領導，拋棄對的幻想，跟隨，成立新中國，組建新政府。
這些派的創始人或者重要活動骨干，便有中國員的身影。
（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均為派代表）
他們，有的是地下黨，秘密潛伏，在收集情報時，不忘傳播共產主義，力爭將派拉到工農大眾這邊來；
有的則是公開身份，以員身份正式加入派，幫助派開展組織和宣傳工作，擴大派影響力。畢竟，在論組織和宣傳上，說自己第二，便沒有其他黨派敢說自己第一。
比如，民盟的創始人胡愈之同志。1933年9月，胡愈之經中央組織部批準，成為由中央特科直接領導的特別黨員，主要任務是為黨做情報工作，直到1979年中央統戰部公開他的黨員身份。
建國前胡愈之是默默無名的諜報人員，建國后又擔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該報后來回憶這位總編時這樣評價他——“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做的卻是的事”。
（魯迅的學生——胡愈之）
還有一些人，是在中國發展不成熟時期被錯誤開除的黨員，以及因社會動亂或一時迷茫脫離黨組織的黨員，在日后因各種原因繼續堅定中國的領導，自愿以黨外人士身份組建派。這群人，我們應該將其稱之為組織上脫離黨但思想上回到黨的懷抱的同志。
比如，民革的創始人譚平山，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也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早期領導人之一，是廣東支部書記。南昌起義失敗后被錯誤開除黨籍，遂南下香港，后1947年在香港，聯合左派和與組織失去聯系的中國人，成立了民革。
（《建軍大業》劇照，保劍鋒飾譚平山》
所以，這個時期的派大多在成立之初，就帶有紅色血液，和中國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3.原則不能：員一般不能加入派
以上兩大部分均是處于戰爭年代，中國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為了團結能夠團結的一切力量，為了革命的勝利，雙重黨籍是面臨不同境況，做出的權宜之計。
但建國后，中國成為執政黨，派成為參政黨，雙方都有自己的黨派特色，且派也大多制度完善，運轉規范，雙重黨籍的現象已經大大減少。而且參政黨也有要求，一般不從黨員中發展會員。
根據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的《組織員工作手冊》闡述，員一般不能加入派。其實，這句話也可以這樣理解，將“一般”提前，闡述為“一般的員不能加入派”。
因為根據中央有關文件規定，為了積極幫助派加強領導班子建設，進一步健全、鞏固和發展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對個別適合做派領導工作的黨員，在派要求和同意的前提下，經上級黨委批準，可以加入派組織，調到派工作。而這種人，一定不是一般的員，一定是具有很大能量、在和派都有威望的同志。
我查了一番，始終無法找到在建國后先是后是派的案例，我想也可能是基于下面這個原則吧。
4.不登報，不宣傳：派成員加入
根據員網載述，對要求加入的派的一般成員，只要他們具備員條件，就可以按照黨章規定為他們辦理入黨手續。注意，這點就與上部分反過來了，上面是一般黨員加入派，一般是不能的；但一般派成員加入中國，則一般是可以的。
那對不一般的派成員呢？有這樣的規定：擔任派負責人要求入黨的，應適當加以控制，注意鼓勵一部分人留在黨外工作。對于那些確已具備入黨條件而又不能吸收入黨的派先進分子，我黨負責和他們聯系的主要領導人應當親自對他們做好思想工作，說服他們留在黨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
比如，民革創始人宋慶齡先生，生前就多次表達出加入中國的意愿，但被毛主席勸留在黨外，毛主席親筆回信道：
回信
“慶齡同志，你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經是我和中國敬愛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國，對中國是一個光榮。因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夠格的。在革命戰爭的時期，實際上你已經是我黨優秀的領導者之一。今后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們黨內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卻很合適。我在黨內已經說了：黨的高級干部都要向宋慶齡同志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指沈鈞儒）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薄珴蓶|
直到1981年春，宋慶齡病危。中央為了滿足宋慶齡的夙愿，5月15日，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作出接收宋慶齡為正式黨員的決議。而且，還在《》頭版頭條登報宣傳，我想，這是中央向宋慶齡先生的致敬。14天后，宋慶齡以一名正式黨員的身份，溘然長逝。
（當時的頭版頭條）
在宋慶齡的追悼大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宋慶齡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為中國正式黨員，實現了她長時期來的夙愿。這是宋慶齡同志的光榮，也是中國的光榮……”
需要保留在黨外的主要對象
1.縣以上人大常委會、人民政府、人民政協領導成員中的派人士；
2.省級以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派人士；
3.派和工商聯各級組織的主要領導人。
回到我們的主人翁馮鞏同志，我們來看看馮鞏入黨的時候是一個什么身份。
馮鞏，2000年加入民革，2005年入黨。
2005年的馮鞏還不是全國政協常委，不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更不是中國文聯副主席，唯一的體制內職務是中國廣播藝術團藝術總監。這個組織雖然大咖云集，并且極有可能接受中宣部主管，但畢竟不是憲法規定的正式群團組織，所以馮鞏這個藝術總監的身份不符合上面所說的需要保留在黨外的主要對象身份。
所以，馮鞏，是作為一般的民革成員，加入的中國。按照規定，一般派成員入黨，只要符合入黨條件，即可吸收。
但同時，因為馮鞏當下已經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所以對于馮鞏同時是黨員的身份，官方有相應規定：不登報，不宣傳。所以，我們只在民革官網的領導簡介，看到馮鞏中國員身份的字眼，其他無相關報道。
（馮鞏簡歷關于員身份的描述）
話又說回來，馮鞏既然作為黨員，就應該繳納黨費，過正常的黨組織生活，那么馮鞏的黨組織關系在哪呢？答案是民革中央機關黨支部。一定不要忘了前面加“”兩個字。這就是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區別，這就是黨的全面領導的體現。即便是在派，只要這個組織黨員超過3人，就要成立黨支部，超過100人就要成立基層黨委。
（民革機關支部也要開展主題教育活動）
“馮鞏系列”完結
不知不覺“馮鞏系列”寫了3篇，今天第3篇寫完，這個系列也就完結了。其實，原本沒有打算寫3篇，最開始只是單純地想寫一寫無黨派人士的事情，誰承想在撰文查資料過程中，發現了馮鞏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身份，進而又發現了馮鞏中國員的身份，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中管干部篇和雙重黨籍篇。
（馮鞏獲聘中國農民豐收節推廣大使）
這3篇“馮鞏系列”短文，希望大家能夠從中了解到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參政議政的人民政協平臺，記住那些雖然沒有在黨內工作但同樣為黨做出巨大貢獻的先輩，那些雖然流量不及當紅小生但卻心系國家和底層的“過氣”面孔。
那些扎根人民的人，人民會永遠銘記他。
（扎根人民的藝術家——馮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