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系統(日本的教育系統)

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填鴨式教學、高度一體化競爭、過度規訓……這些問題在上世紀70年代經濟繁榮時期的日本社會都并不鮮見。

從1975年起，日本調查記者齋藤茂男與同事奔走在教育一線采訪，并將采訪報告匯集成98篇稿件，以“何謂教育”為題連載發布。彼時，日本學校正淪為以分數取人的“學歷發行所”，“內卷”而殘酷的學業競賽折磨著學生與家長，拒絕上學成為社會問題，青少年自殺率逐年攀升。

記錄下日本教育現場圖景的齋藤茂男感嘆道，從明治時期以來，日本社會一直將競爭看作理所當然，而今應為這樣一個時代畫上句號，并從根源上改變它——“將其轉換為一個每個人都能像人一樣生存下去的時代?！倍鴮τ谶@樣一種蛻變，教育將是決定前路的一把極其重要的鑰匙。

教育應當發揮何種作用？我們的教育出了什么問題？從齋藤茂男描繪的近半個世紀前的日本教育圖景中，我們或許能從中找到些許參考。

1975年，高速發展的日本勢頭正猛，經濟泡沫尚未露出先兆。記者齋藤注意到，學生自殺的新聞越來越頻繁地見諸報端，他考察了一至三月發生的學生自殺案，發現大部分與學習有關。原因包括“不去上學，被父親訓斥”、“疲于升學備考”或“入學考試失敗”，甚至有孩子因“弄丟了寒假作業”而自殺。

在他跟進報道的一起涉及一家三口的命案中，父母在將讀初中的獨子勒死之后，一同上吊自殺。案件發生前，孩子因縱火被學校懲罰、被媒體報道，人們推測是母親因此感到羞恥難當，最終走上絕路。而孩子的縱火又與長期的學習壓力有關。這位初中生在縱火檢討書中寫：“因為學習成績不好，我才這樣做的。媽媽非讓我學到半夜十二點，我頭痛心煩。如果在學?；蛘呒腋浇呕鸬脑?，大家就會亂作一團，我覺得那樣就可以不用學習，所以才這樣做的?！?/p>

在五十年前的日本社會，流傳著“教育媽媽”一詞。在青少年自殺問題中，“教育媽媽”常常是第一個被輿論責怪的對象。齋藤茂男在調查這一命案時發現，母親對孩子施加壓力，并非簡單出于攀比心，而是迫于殘酷的社會現實。她曾多次對親人說，孩子的身體很虛弱，只有學習好，未來生活才能有保障。齋藤在書中發問：

“我們應該責怪這樣的母親嗎？還是應該責怪這種將母親們都束縛住的，名為‘幸福信仰’的現代詛咒呢？ ”

上世紀70年代，幾乎所有日本人的“幸福信仰”高度統一，即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中提出的觀察：人人都推崇學業成就和公司白領工作，幾乎不鼓勵其他類型的才能；日本的考試制度已延展為社會各階層的標準，考不到高分，即使孩子有其他才能也會淪為他人眼中的失敗者。

然而，單一化的績優評價并不能充實孩子的心靈。在齋藤茂男調查的另一個自殺案例中，喜歡小號的男孩即便能順利進入志愿高中，也意識到未來生活會離小號越來越遠，墮入虛無之中，在期末考試的那一天刺死了自己。

學生的學業一但落后——無論是因被其他興趣吸引，還是遭遇疾病、生活意外——都難以再有翻盤機會。傅高義觀察到，日本學生沒有任何犯錯空間：

“除了高中畢業后的‘浪人’期間，日本的教育制度不容許中斷學業。高中畢業生上不了大學，緊接著可以去高考補習學校一年或幾年再參加高考，如果直接就業，日后將失去接受普通大學教育的機會?！?/p>

在一個案例里，成績優異的女生B分班考試失利，在次日補考當天上吊自殺?！半m然還有一次機會，但是她卻沒有信心。這種不安將她卷入死亡之中……”正如齋藤采訪的一位老師所言：“哪怕是好學生們，只要走錯一步，也有可能被卷入悲劇中去。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可怖之處?！?/p>

搬學校供餐的時候，要整齊流暢，干凈地運送。吃飯的時候，面前擺放面包，左前方擺牛奶，右前方擺小菜……要嚴格按照這個三角形流程吃，要練習全班同學一起開始吃，二十五分鐘之后一起吃完，吃飯期間禁止說話。

以上內容，是70年代日本愛媛縣某所小學的供餐標準流程。齋藤茂男由此聯想到了流水線生產工廠的《標準工作綱要》，為使生產更有效率，管理者會用秒表測量每一名工人的操作?！皩⑷丝醋髋c物質資本相同的人力資本……這與教育層面所持有的人生觀念本應不是同質的東西，但在以‘正?；癁榘恋膶W校里，我們隨處可見這些?！痹诳疾烊毡径嗨鶎W校后，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齋藤所說的“將人看作與物質資本相同的人力資本”并非憑空判斷。二戰后，教育在日本被全然視為經濟發展的工具。1955年起，日本經濟高速增長，轄管教育的文部省與財界、經濟企劃廳等聯合，共同推出了“適合經濟發展的人才開發政策”。政府認為，金字塔類型的人才市場——少數的知識精英和大量的下層勞動力——最有利于推動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劃分與篩選勞動力成為學校的重要任務，老師們很早就對學生進行分類，找到他們“合適的位置”，將不適應的孩子剔除出競爭游戲，保留懂得遵守規則，順從權威的學生。

荷蘭記者卡瑞爾·沃爾夫倫發現，縱使所有國家的教育都有篩選功能，但日本教育的劃分標準比任何國家都要無情與嚴格。他在《日本權力結構之謎》一書中指出，日本教育系統中凌駕于一切之上的目的，是為了篩選出一代有紀律的精英勞動者，“這個系統要求的是高度社會化的個人，他可以在一個嚴格的、等級化的、經過精密調整的組織環境中可靠地履行職責?！?/p>

學校通過事無巨細的校紀校規塑造學生的順從度。在齋藤茂男調查的多所學校中，玄關處的鞋子總是擺放得就像尺子量過一樣；老師要求每次提問時，學生都要向前方以四十五度角仰起頭；每一節課之間的“準備時間”，孩子們需要迅速上好廁所回來，把教材、筆記本之類的東西擺在桌子上，等待上課鈴聲。校長為齋藤茂男驕傲地描繪了學生們晨會退場的情形：年級委員走在最前列，安靜地舉起右手，全班同學都會集中注意力看向這只手——手放下的瞬間，所有人都踏出左腳……如果沒有跟上隊伍，學生們會覺得是自己笨，很丟臉。校紀校規覆蓋一言一行，孩子們努力遵守著要求，不服從的孩子被看作出格者，甚至在學生內部被排斥。

齋藤記錄了一名老師的經歷。有一次，他為小學五年級的學生讀一個兒童故事，同伴老鼠馬上要被殺害，十六只性格各異的老鼠遲遲無法做出一致的決定，最終它們以俠客之義團結在一起。老師問孩子們：“你們心中也有很有個性的人吧？”孩子回答：“這樣的人就是出格的人，出格的人會被老師和朋友們討厭的?！?/p>

與嚴苛的紀律準則配套的是無處不在的監視之眼。在老師與班委嚴苛的監視下，孩子們也開始了自我監控。一次，齋藤在走廊上看到一個奔跑的小男孩突然停下，一問才知道，是因為老師要求課堂鈴響后，要花幾秒鐘思考接下來需要做的事情。即便在無人的走廊中，小男孩也自覺遵守著老師的要求，在日本學校中這是受到鼓勵的行為。

齋藤茂男認為，這一切“正?；逃钡哪康?，是要讓孩子們能夠好好適應現行體制，而不是培養他們成為社會主人，賦予力量與能力共同推進社會變革。美國學者布萊恩·麥克維（Brain J. McVeigh）也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在《日本高等教育的神話》（）一書中，他指出，二戰后日本的經濟與民族的國家主義，讓基礎教育以締造勤奮守紀的勞動力為目標。這主要由兩條教育路徑實現，一是學校極度注重考試與分數，強調封閉性知識學習，壓制批判性思考能力；二是通過對規則、懲戒、監控的運用，令學生生成“不要生事”（fitting in）的性格取向，甚至將自我監控內化為慣習。學生畢業后，可以順利地適應社會要求，成為國家需要的馴服勞動力。他總結日本基礎教育造成的“自我監控”式社會心理學人格特征，即害怕集體壓力、缺乏個性、忠誠、順從等。

齋藤茂男描繪的一幅幅日本教育圖景，對我們而言或許也并不陌生。他認為，當時教育黑暗的根源所在，是沒有在知識灌輸與社會規訓之外，鼓勵孩子思索更重要的問題：“對人而言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怎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如今我們回望中國社會，“雙減”政策出臺已經一年有余，在減輕孩子們課業負擔后，教育是否引導他們思考了這些問題？社會能不能為孩子提供更寬容的空間，供他們有底氣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齋藤面對日本社會發出的“何謂教育”之問，也應被我們一次次提起，并激起更長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