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女變身鄉村教師，不能止于感動

這幾天，一篇題為《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艷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的報道被網友翻出，引發熱議;又因為涉及婦女拐賣，獲得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的回應，而進一步掀起討論。事實上，河南姑娘郜艷敏最早進入公眾視野，是在2006年榮膺“感動河北十大人物”稱號。彼時，距離被拐賣到河北曲陽縣下岸村，已經過去了12年之久。

2006年，央視關注婦女的電視節目《半邊天》和鳳凰衛視《冷暖人生欄目》攝制組，也曾拍攝采訪過郜艷敏。盡管包括央媒在內的媒體記者在當地的采訪時，都遭遇了監視、驅逐、洗膠片等各色“待遇”，但無論如何，郜艷敏令人震驚和唏噓的經歷流傳開來了。只不過，由于官方活動對其正面價值的肯定，包括2009年以郜艷敏的故事為題材拍攝的《嫁給大山的女人》電影，都將重點放在了其個人“光輝的形象”上，所以，公眾輿論對其所遭遇的犯罪行為始終未能重視。

可以說，“光輝”的個人事跡遮蔽了罪惡的人口拐賣、家庭暴力、干涉新聞采訪，以及鄉村教育嚴重投入不足等多方面的問題。所以，此番社交媒體重新流傳開她的遭遇，故事的講法開始被重新梳理。

首先是社交媒體上質疑聲最大的一點，即對于拐賣婦女過程中人販子、買主的法律追究。7月29日，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在微博上聲稱：“人販子必須嚴懲，買主也必須追究刑事責任。對受害人應當救助，不能縱容拐賣、同情買主。已部署當地警方調查。”事件過去已經21年，要找到當年的人販子，恐非易事。但要找到買主，即郜艷敏的公公和丈夫，卻是易如反掌。

這里衍生出的一個情感性沖突在于，在郜艷敏已經“融入”該家庭的時候，懲罰其兩位親人，不但會給她帶來生活上的重壓，而且必然會引發其所在鄉村的倫理壓力。與之類似的還有家暴責任的追究，對于郜艷敏的沖擊都是雙向的。對于法律的尊重當然至關重要，但社會對郜艷敏的救助能否盡可能消除重啟調查對她生活的重創，這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不過，法律的歸法律，情感的歸情感，這是不容變更的。能否在法律范疇確保法律的尊嚴，又減少對郜艷敏的沖擊，這可能需要高超的判罰藝術。但今天的社會來關注郜艷敏的遭遇，并不僅僅是為其個人吶喊，而是關注全社會被拐婦女兒童。所以，如何更好地解決人口販賣問題，郜艷敏一案是一個切入口，但不是終點。

郜艷敏在被官方評選活動挖出，繼而獲得媒體聚焦之后，對其采訪的阻撓也構成一個問題。當地政府對記者的各種不法行徑，盡管并沒有一絲獨創的色彩，但其赤裸裸的干涉依舊讓輿論的監督者們充滿憤怒。此外，在官辦宣傳材料的背后，當地政府對鄉村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問題，也呈現出“拔出蘿卜帶出泥”的現象，成為輿論關注的重點。從郜艷敏既非公辦教師，也非代課教師，僅為“臨時工”的身份，到下岸村教學點的取締，再到委派一位女教師監視她與外界的接觸。當地官員對切斷郜艷敏與外界聯系充滿了動力，他們沒有法治概念，只有保住烏紗帽的沖動。

外界媒體的關注，沖破了郜艷敏日趨平靜的生活。她獲得了榮譽，獲得了資助，也獲得了同情。但她生活的世界幾乎有著與外界截然不同的一套生存法則，從生存觀念到人倫定律，郜艷敏無疑處在夾縫之中。這是“媒體關注”帶來的正常結果，正如她對教師身份的擔憂：“我只想跟孩子們在一起，只要不開除我就好。如果等個一年半載，等媒體不太關注了，再開除我，我就只好離開我心愛的講臺……”

郜艷敏21年的被拐賣生活經歷，卷入其中的有各色人物：罪惡滔天的人販子，購買自己的公公和丈夫，無能為力的親生父母，前來采訪的新聞記者和前來堵截的地方干部，以及能夠讓她擺脫恐懼獲得安寧的學童。不管從什么角度講述郜艷敏的故事，是清理出感動中國的事跡，還是深挖出販賣人口犯罪的鏈條，甚或強調地方維穩、教育發展等結構性的議題，都不能遮蔽郜艷敏半生苦難的現實。在苦難和罪惡面前，感動更像是一種無知甚至是惡意的消費，郜艷敏從被拐到成為臨時教師，我們決不能止于感動中國。

(原標題：被拐女變身鄉村教師，不能止于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