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中日長久和平最可靠前提是中國比日本強大
抗日戰爭這面鏡子要經常照
——兼論我們為什么要紀念70年前的這場偉大勝利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本報自5月8日起，用120多個版面連續推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特刊》，并集中刊發了12篇“勝利啟示錄”，聚焦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這一宏大主題，謳歌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偉大真理。
穿越戰爭與和平，思考歷史與未來。仰望英雄，追思他們的家國情懷;聆聽故事，感悟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這一切都引發了軍內外讀者的強烈認同與共鳴，凝聚了強國興軍的巨大能量。
我們將永遠紀念這場偉大勝利，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不斷續寫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篇章。時至金秋，特刊進入尾聲，本期刊發解放軍報原副總編輯江永紅的文章，和大家再一次共同思考并銘記：我們為什么要紀念70年前的這場偉大勝利?我們究竟要從這場偉大勝利中汲取怎樣的精神動力?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主席說：“戰爭是一面鏡子，能夠讓人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
在中國近代以來，沒有哪一場戰爭比抗日戰爭這面鏡子更值得我們珍惜，更應該讓我們經常照一照的了。
抗日戰爭的勝利，對日本來說是400年的侵華夢碎，對中國來說是擊碎了其400年的美夢
一般把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成外敵從海上轟開“天朝”大門的起點，這沒有錯，但是第一個從海上侵略中國的不是英國，而是16世紀中葉的倭寇。
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為首領和骨干的武裝海盜集團。明嘉靖晚期，倭寇瘋狂入侵我東南沿海地區乃至江西、安徽等地，燒殺淫掠，無惡不作。此時，中國涌現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繼光，殺得倭寇“只檣不返，而賊部中梟雄悉絕”。
倭寇是日本侵犯中國之肇始。比較倭寇和日寇，雖然相隔了400多年，但我們發現，二者崇尚武力、殘忍野蠻、毫無道義的特性簡直如出一轍，一脈相承。比如，日寇的“三光”政策，早在400年前，倭寇就實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倭寇攻下福建興化府(今莆田)，殺戮我萬余同胞。因多得無法用棺木埋葬，只好以壇代棺，新中國成立后發現甕葬數處，多者數千上萬。這是后來日寇制造的眾多“萬人坑”之濫觴。倭寇將男人殺死，將婦女擄至海島巢穴作為性奴，這與日寇強征慰安婦沒有兩樣。再如倭寇投毒，日寇搞毒氣戰、細菌戰。
日本覬覦中國之野心，從16世紀中葉的倭寇開始代代相傳，未曾中斷。1583年日本關白(攝政王)豐臣秀吉赤裸裸地叫囂：“今也，欲征大明，蓋非我所欲，天所授也。” 1591年，他在給朝鮮國王的答書中，宣稱要“不屑國家之遠，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日本)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這難道不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初始版嗎?征兵30余萬，造船千艘，1592年日本發動了侵朝戰爭，在給其養子秀次的《二十五條覺書》中規定了此戰的目的：“宜恭請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百縣與皇室御用”。明朝因此被迫打了7年的抗日援朝戰爭，因豐臣秀吉死去而休戰。
豐臣秀吉死了，卻成為日本英雄而被歌頌。從17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中日之間雖和平相處，但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通過熊澤蕃山、山鹿素行等學者，把“豐臣偉業”逐步發展為日本整套的國家戰略和學說體系，使“武士道”理論化、系統化。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密策》中宣稱：“開辟異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國。”與佐藤同時的吉田松陰主張：“現應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呂宋諸島。”
日本明治維新后，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構建起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國家機器，明治在“天皇諭告”中公開宣稱日本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海外”。其“布國威”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我國的臺灣。1874年5月，日本入侵我臺灣，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作為日軍退出臺灣的條件。明治維新首次對華用兵就不戰而勝，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甚囂塵上，被日本稱為“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的福澤諭吉對日本侵臺大加贊賞，著文說：“終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誰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兵論》中說：“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于外國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他進而提出“脫亞入歐論”和“文明”三階段論，把人類社會分為“野蠻”“半開化”“文明”三個階段，主張“文明”國家對“野蠻”“半開化”的國家“可以不客氣地占領其地盤，并以我之手重建”。
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是軍國主義理論家吉田松陰的弟子，其確立的“大陸政策”和“利益線”理論，提出“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把朝鮮、中國納入日本“利益線”的勢力范圍，并派人潛入中國沿海偵察，制定了相當詳細的侵華計劃。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參與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4年的日俄戰爭、1910年吞并朝鮮、1915年的對華“二十一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的“七七事變”等等，毫無疑問是山縣有朋之“大陸政策”和“利益線”理論的實踐。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狂熱鼓吹“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田中內閣召開的“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并于會后寫成《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其中有：“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就是這個《綱要》和《奏折》，導演出了1928年6月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以后發生的一切。
從豐臣秀吉到吉田松陰，再到田中義一，直到東條英機，可見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論源遠流長。400多年，日本相當多的思想、政治“精英”代代相傳，走火入魔地研究侵略中國這件事。這是多么可怕!反過來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讓日本400年的侵華夢碎，這又多么值得驕傲!
人民的覺醒是抗日戰爭最重要的勝利果實，但這一成果蔣介石沒法享受，只屬于喚醒人民的共產黨、毛澤東
如果說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國統治者對日本是盲目自大，喪失警惕的話，那么在明治維新之后，則是一味屈膝，導致患上了軟骨病。1874年日本入侵我臺灣，遇到了瘴氣，病死者數百，病倒者數千，已完全喪失了戰斗力，清朝派福建船政沈葆楨掛帥援臺，本可將侵略者擊敗，可還沒有交戰，清廷就軟了，被日本談判代表大久保利通訛去白銀50萬兩。一看清朝這么好欺負，日本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甲午戰爭后，清廷更是在日本人面前一直跪到滅亡。從清朝到民國，皇帝沒有了，但對日的軟骨病遺傳下來。1915年，袁世凱政府在日本人面前骨頭軟了，接受其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的骨頭軟了，下令不抵抗，讓日本兵不血刃占領了東北。他一再強調：在“共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日。
從晚清傳下來的軟骨頭“基因”被中國共產黨消除了。正是蔣介石處心積慮要剿滅的共產黨，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表現出頂天立地的硬骨頭精神。“九一八”事變后，第一個向日本宣戰的是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而蔣介石奉行的是對日“不宣戰，不絕交”的方針，在1941年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他一直不敢對日宣戰，始終留有和談的后路。而比蔣介石更悲觀的人還有很多，后來成為大漢奸的汪精衛自不待言，就連大文豪胡適也曾是附和汪精衛觀點的所謂“低調俱樂部”的成員。
他們之所以被日本嚇破了膽，是因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而在毛澤東看來，日本之所以敢侵略中國，除了中國武器落后外，主要是因為中國人一盤散沙，只要將人民組織起來，日寇就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要喚醒民眾，必須要進行民主革命，讓人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與抗日利益是一致的，讓中國人活得像個人樣?？箲鸩恢故擒娛碌目箲?，更是經濟、政治的抗戰。
全面抗戰初期，據國民黨中央農業研究所對20個省737個縣的統計，欠債農戶平均占62%，主要是欠地主的地租。全國一大半農戶欠租，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你要他跟你抗戰，可能嗎?怎么辦?唯有在抗日的民族革命中補民主革命的課。“耕者有其田”是“國父”孫中山的遺訓，國民政府1930年公布了《土地法》，1932年公布《保障佃農辦法原則》，但根本就沒有實行，抗戰以后更是拋在腦后。國民黨不愿做的事，共產黨做了。在陜甘寧、晉察冀等邊區，普遍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同時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實行公開競選制，一切抗日農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會、商會等群眾團體組織均可以推薦自己的候選人，采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鑒于邊區民眾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實際狀況，基層普遍采取“背箱子”“投豆子”的投票辦法。1943年，毛澤東在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時的講話(收入《毛選》第三卷題為《組織起來》)總結了邊區組織民眾的經驗。據統計，僅在陜甘寧邊區，我黨領導或指導的各類群眾團體就達25個，各類組織幾乎覆蓋了所有社會成員。舊社會婦女是最沒有地位的，但在邊區婦女翻身參政了。陜甘寧邊區的縣級參政會，女參議員的比例達20%，還有許多婦女被選為鄉長、區長。
試想，一個連婦女都挺起了腰桿的地方，日寇還輕易敢來嗎?在民主革命中得到實惠的人民積極入黨，踴躍參軍，從1937年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員和人民軍隊均從4萬發展到120多萬，還有民兵220多萬，根據地人口從150萬發展到近1億。
國民黨內也有人認識到不進行民主革命就沒法動員民眾，蔣經國在贛南通過設立土地銀行的辦法扶持了991戶自耕農，但他要調離，便壽終正寢了。陳誠任湖北省主席后，于1941年公布《湖北省減租實施辦法》，可推行不開，他在回憶錄中無可奈何地說：“地主勢力之大，竟可迫使無知鄉農自動地放棄其應得的利益”“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勁……于是大陸遂不復為我所有”。對這個問題，外國人都看得很清楚?？谷彰麑握僦畢瓮徥占?000余份來自美國的有關抗戰的歷史文獻，發現這些西方觀察者把民眾對中共的支持力度作為衡量中共軍事力量的重要標準之一。根據這一標準，他們預言如果抗戰結束后國共開戰，贏家一定是中國共產黨。
在抗戰勝利時，蔣介石的威信如日中天，可僅僅3年多后就日落西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沒法享受人民覺醒這一最重要的勝利成果。有人指責共產黨在敵后乘機做大，其實該埋怨的是國民黨自己，前面陳誠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要敦促日本反省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更要牢記我們被侵略的歷史教訓
明代戚繼光平息倭患后不過30年時間，明朝君臣就把倭寇給忘了。在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時，他公開叫囂要以朝鮮為跳板入侵中國，兵部尚書石星竟“不知日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明朝如此，清朝就更窩囊了。據說李鴻章被迫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后說：“如果我在日本，會比你干得好;如果你在中國，會干得不如我。”這話真假有待考證，但明治維新后兩國政治、文化的差異的確是決定勝負的原因。明治天皇是穿著西式軍裝領導明治維新的，傳遞出以武力立國的強烈信號，可惜中國卻麻木不仁。甲午戰爭前，日本海軍買軍艦缺錢，天皇捐出30萬，政府官員也跟著捐款。中國呢?把建設海軍的銀子拿來給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1937年3月，蔣介石在設宴招待日本經濟代表團時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日本停止在華軍事行動。”日本的回答是：4月進行軍事演習，7月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當時已經占領了東三省，接下來的目標是華北，是整個中國，你給他講孔夫子，可笑不?
不認真研究對手，用儒家教條辦外交，以夫子之心度虎狼之腹，貽笑外邦，喪權辱國。這是中國自北宋以來的一條重要教訓。
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日本只服從強者而鄙視弱者。漢唐之際，中國雄視八荒，日本的遣唐使對中國的科技和文化無不頂禮膜拜，高山仰止，哪敢有冒犯之心!明初，倭寇犯邊，碰到了雄才大略的永樂大帝朱棣，1419年望海堝一戰，全殲倭賊千余名，海上平靜了100多年。明嘉靖朝武備廢弛，倭寇入侵，橫行東南，戚繼光認真研究后得出重要結論：“倭非大創盡殲，終不能杜其再至”。戚繼光在浙江和福建連打了幾個殲滅戰后，倭寇從此老實了，稱“戚老虎”，喊“戚爺爺”。1937年底至1938年，日軍在南京屠殺我30萬人，但是持刻著“助廣”二字的軍刀殺我300余人的上尉田中軍吉、以殺人比賽取樂各殺140人以上的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巖等著名的劊子手，直到公審被槍決時，一個也沒有懺悔和道歉。而與此相對照的是，指揮殺害楊靖宇的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為解開斷糧半個多月的對手是靠什么在冰天雪地里堅持下來的謎團，用軍刀劃開了楊靖宇的胃，見里面只有樹皮和棉絮，這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頓時“默然無語，一天之內，蒼老了許多”。此后他專心研究中國抗日將士的心理，最后毒死了妻子和兒女，剖腹自殺。他在遺囑中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像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看到了吧!什么是日本人眼里的弱者和強者，束手就戮者，搖尾乞憐者，賣身投靠者，都是弱者，只能讓其野心膨脹，唯有像楊靖宇這樣的民族英雄才是強者，才能讓其感到畏懼。在日本的侵華檔案中，沒有發現對國民黨軍隊的贊許之詞，卻有對八路軍的評價：“作戰勇敢，有紀律，只是武器太差。”前兩句是贊許，后一句頗有惋惜的味道。
花錢買平安，是宋朝和晚清對付入侵者的基本套路。如果說用此法在宋代還可以茍且偷安于一時的話，那么在晚清以后就不可能了。尤其是日本，是一條喂不飽的狼，中日《馬關條約》是清末一系列屈辱條約中最屈辱的條約，別的不說，僅說其中兩條，一是將遼東半島、澎湖列島和臺灣割讓給日本;二是賠償日本白銀2億兩，相當于清朝兩年半的收入，還要再支付戰爭費用50萬兩。這么多銀子，這么多地，日本沒被撐死，胃口反而越撐越大。1931年東北淪陷，蔣介石下令不抵抗，送了日本這么大的禮，同樣沒有換來平安。
反思歷史教訓，我們應該承認，對日作戰曾經屢戰屢敗，不僅是敗在武器裝備上，更敗在精神上。日本人瞅準儒家文化在處理對外關系時的局限性而為我所用，如魚得水。你說“攘外必先安內”，好，我就打著反共的旗號侵犯你;你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就請你順從我所欲吧;你想花錢買平安，好，我拿了你的錢接著打你;你講“和為貴”，好，在暫時和平時期，趁你疏于警惕，我獲取你各方面的情報。其偵察之細致往往讓國人汗顏，比如抗戰時日本的軍用地圖反比中國的詳細。我們研究日本比日本研究我們差得遠啊!
中日之間要保持長久和平，根據歷史的經驗，最可靠的前提是你必須比他更強大
銘記歷史，是為了和平。，不僅是物質上更在精神上。面對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我們要經常問自己：我有楊靖宇那樣的血性嗎?對日本，我研究了多少?對日本的挑釁，你準備好了嗎?抗日神劇的喧囂只會給人以誤導，而為了一個馬桶蓋而蜂擁赴日有可能是花錢買輕視。
(江永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