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奇葩證明須提高違規成本

國務院推進職能轉變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吳知論20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說，年底前將對社會上詬病的“奇葩證明”拿出解決辦法并實施。吳知論說，堅決砍掉各類無謂的證明和繁瑣的手續，凡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證明和蓋章環節應一律取消，辦事部門可通過與其他部門信息共享獲取相關信息的，不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將探索實行“承諾+監管”的辦法，進一步減少各類證明材料。(11月21日《新京報》)

近一年來，人們對奇葩證明的吐槽比比皆是，不絕于耳。國務院年底前對“奇葩證明”拿出解決辦法并實施的做法必將極大地提高公共服務效率，降低民眾辦事成本。而且，取消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證明和蓋章環節，要求各部門梳理公共服務事項，編制辦事指南、基本流程、申請材料、辦理時限的做法切實體現了法無授權不可為的現代法治理念。筆者認為，有效解決“奇葩證明”并確保出臺的實施方案能夠持續運行，還應注重提升違規成本，避免造假者投機取巧，獲取不當利益。

與傳統的熟人社會不同，陌生人社會，身份證明是個人向外界介紹、展示自我，構建互信關系的載體，是有關部門提供管理、服務職能的必要前提。從本質上說，證明是一種信用保證，即用某個權威機構出具的憑據，來佐證居民的身份屬性、人際關系或社會關系的真實性，防止有人在獲取資格、享受待遇及辦理事項時弄虛作假。譬如，做律師、入伍、進入公務員隊伍需用“無犯罪記錄證明”證實“未受過刑事處罰”;購買不動產應提供“婚姻關系證明”作為區分婚前個人財產和婚后夫妻共同財產的重要依據;這些證明其實沒什么不妥當，相反，如果什么都不管不問，才是失職瀆職。

“證明難”及“奇葩證明”的泛濫，有簡政放權不到位、權責關系未厘清的因素，有工作人員相互推諉、刁難民眾、吃拿卡要的因素。但必須面對且不可忽視的是，當前整個社會的誠信建設不容樂觀，弄虛作假行為多發，虛假訴訟、死人領社保、富人領低保、學歷造假等現象屢見不鮮。如此現實導致公共部門對各種書面證明過度依賴——說謊和欺瞞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辦錯事、給錯錢卻要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出于自我保護，辦事機構和經辦人只好要求服務對象提供各種證明。因為有證明就可以證明不是自己的責任，至少能減輕自己的責任，于是只得讓群眾多跑腿。該做法的弊端顯而易見：提高了民眾辦事成本，降低了社會運轉效率，讓誠實守信者替違法失信者分擔責任。

加大部門間信息共享，并探索實行“承諾+監管”的辦法，對減少各類證明材料不無益處。但該做法可能會產生新問題，即難以對“承諾”進行監管，虛假承諾很可能蒙混過關，侵蝕公共資金乃至守法者利益，甚至導致虛假證明橫行，社會管理出現混亂無序局面。在嚴格的問責下，辦事機構或工作人員出于自我保護目的，極有可能要求辦事者重新提供證明，再次滋生各種奇葩證明。

由此，在實施方案中必須加大對造假行為的懲處力度，凡是造假者均應列入黑名單并追回違法所得，情節嚴重者還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只有讓造假行為得不償失、寸步難行，才能消除公共部門對各種證明的過度依賴，進而打造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徹底破解各種奇葩證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