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

(瑞映千秋牌匾下的張六有老人神情落寞的坐在已是危房的屋檐下，每一天，他都望著山下的大路。)

張六有老人的房子在村子的中間，每天早晨，打開門他就能看到太陽從東方升起，看著村子里的人們開始一天的勞作。每到黃昏，當霞光黯淡下去的時候，張六有則安靜地看著自己已經生活了70多年的村莊進入夢鄉，然后關上門，繼續等著新的一天的到來。

夏天的時候，他會起的很早，把院子打掃的干干凈凈;冬天的時候，他則會在門口生起火盆，抽著煙，看著人們忙忙碌碌的一天一天過去。

有時候他懷念自己年輕的時光，他說，他是“老黨員”了。

有時候，他會想起他的兒子，外人說，他兒子去外面打工出意外死掉了。

“兒子一死，兒媳婦一個女人家帶著兩個孩子，養著公公婆婆兩個老人。”村民們對記者說。

有的時候，老人會想到自己已經住了30多年的房子還能撐到什么時候。

老人對看著記者的眼睛說，每一天，他都會早起，開開門，放好火盆，然后安靜地坐在門口，看著山下的道路，“我看看有沒有人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要看看，黨還管不管我們這些幾十年的老黨員。”

初冬的太陽已經爬上了村子的山頭，陽光灑在山谷中，呈現出一片歌舞升平，遠山悠遠，陽光斑駁。這一刻，沒有人理解張六有的心情，當然也很少有人知道，和他一樣有著類似遭遇的并不僅僅是他一個家庭。

接受采訪的人們說，“因為這里是甘肅隴南的四合村。”

禍起汶川地震

張六有村子所在的區域——武都區為隴南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位于甘肅省東南部，地處長江流域嘉陵江水系白龍江中游，秦巴山系結合部，是甘陜川三省結合部。

據武都政府網信息顯示，武都區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全省貧困村最多、貧困面最大的縣(區)。全區貧困村287個，貧困人口11.81萬人，貧困村占全區建制村的44.15%。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縣發生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大的8級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肅、陜西等多個省市不同程度受災。張六有老人所在的隴南市武都區也在受災范圍之內。

地震發生后，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甘肅省委、省政府舉全省之力開展了搶險救災。

2013年，在“5·12特大地震五周年座談會”隴南市委書記孫雪濤公開表示，“5·12”地震，讓甘肅隴南成為除四川主震區以外受災最嚴重的地區，全市因災遇難337人，受傷7286人，116.52萬間房屋倒塌，大量基礎設施損壞。在中央及甘肅省政府的支持下，武都區在2008至2013年的5年災后重建期間，就密集投入390多億元，重點改善全市城鄉居民住房、基礎公共設施等。

也就是在汶川地震那一天，張六有老人已經修建了近30年的房子成了危房，但直到今天，他的住房仍沒有被“改善”。在現場，記者看到，房屋已多處破損，斑駁的墻面上，墻體的裂紋觸目驚心。部分接受采訪的四合村村民感到，他們的日子也沒有改善多少，更沒有感受到，孫雪濤書記口中所說的“住房改善”。

實際上，和張六有老人幾乎有著同樣境遇的家庭，在隴南市武都區姚寨鎮四合村，沒有享受到災后住房重建補助款的家庭，并不在少數。有些條件稍好一些的家庭，試圖自己重建房屋，卻又接連被村里強制拆除，個別家庭甚至達到了無家可歸的地步。

石偉強、張都民都是四合村村民，汶川地震后，面對已經搖搖欲墜的房舍，他們曾試圖重新修建，被接連兩次被村里強制拆除。“兩次重建，已經身無分文了。”張都民的父親張全德老人說?，F在他的家，是活動板房與帳棚臨時搭架起來的。

80歲高齡的村民石章合，在地震后，則以一座自己搭建的土坯茅草房和一座有石棉瓦頂棚的小平房度過了汶川地震后的8個年頭。在這里，他看著自己弟弟石章友離開這個世界。

而就在同村的另外一些家庭，卻和上述的幾個家庭有著完全不同的遭遇。

村里面開始傳言，“原村支書記石任德(又名石云飛)，村主任馬成林在任職期間，大肆貪污侵吞公私財產，弄虛作假，用假名假冊、虛報假報，騙取各項資金和款項。”

對于傳言，村民們開始也沒有真正關注，但接下來一兩年的事實則不斷在驗證著“傳言”的真實性。

(圖說：老黨員、村民馬文彩指著他們的房子向記者訴苦。)

七年上訪之路

2016年8月，一則題為《隴南:“土豪”村支書涉嫌騙取國家補貼資金數十萬》的報道引發媒體的關注。

在報道中，記者看到：“與石章合等人的遭遇有著天壤之別的是，‘5·12’大地震后，當了幾十年四合村村支書的石任德卻突然‘發達了’。”

而在村民的舉報材料中，記者則看到：

村支書石任德四合村上黃三社村頭私自侵占集體土地約10畝，修建了“名苑山莊”;又在上黃大闊梁公路旁邊侵占退耕還林地約30畝，修建了一棟房屋，包括其妺父宗紅林的“紫云山莊”在內，均屬亂修、亂建的違法行為，無任何行政機關追究其責任。

“紫云山莊”是村干部石任德及其妺父宗紅林以修建“隴南市紫云養老院”向政府申報的規劃項目，占地面積12.7畝，主要包括三棟老年公寓和醫療保健樓、綜合樓，以及食堂、棋牌室等配套設施。項目總投資0.7982億元，其中企業自籌0.2億元，銀行貸款0.5982億元。“但實際一個老人也沒有這面居住養老，他們在私自經營‘農家樂’。”

……

一邊是觸目驚心的貧窮，一邊是豪宅高聳的富貴，與此相伴的，還有村子內明顯感知到的百姓對基層政府的不信任，不斷撕裂這個原本淳樸村莊的民心。

實際上，也正是和石任德大刀闊斧開始修建“名苑山莊”同步，2010年開始，四合村眾多的村民就開始自發組織向上級部門舉報村委會的種種問題。

“我們連年向區委、市委上訪控告，”

“但一直沒有結果。”

“沒有人給過我們一次明確的答復。”

在記者的采訪中，明顯感受到了他們的無奈與悲愴。

然而，恰恰是在連年上訪無果中，四合村村民所收集到的上訪材料欲來越多，“村里面的干部，膽子大到我們都不敢想象了。”他們說，“我們敢說，他們已經形成一條很隱秘的利益鏈。不然為什么我們上訪這么多年都沒有人管，上邊肯定有人和他們是一伙的。”

而后，亦有媒體開始介入。

在連續幾年向武都區委、隴南市委上訪控告該村村委會干部貪污巨額救災重建款問題，均無實效的情況下，從2016年5月25日開始，一則名為《武都區城郊鄉(記者注：現姚寨鎮)四合馬山村特大冤情》的視頻，開始出現在騰訊、優酷等視頻網站上，在視頻中，記者看到，村民開始直面出鏡反映四合村的問題，并明確反映村主任馬成林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

對此，在《關于對姚寨鎮四合村干部有關問題調查處理情況的答復》中記者看到，“區委、區政府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反應的問題進行了處理。”

但，事情的進展并沒有按村民們的想法進行下去。

就在村民們翹首以盼等待政府答復的時候，7月30日晚，四合村上黃3社村民石五位，在村頭和村民聊天時，被石任德的妹夫宗紅林及其所帶領的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員拳打腳踢：宗紅林用木凳狠砸其頭部，當即鮮血滿面，另外的人則用腳猛踹其胸部，直至其陷入昏迷。“昏迷了，他們還在打。”聞訊趕來的石五位的兒子石忠忠試圖勸阻，亦被打傷。“打完了人，宗紅林卻居然昂起頭，撂下狠話，‘早晚弄死你們!’”。

期間，石忠忠分別于當晚21:03分和21:19分兩次撥打110報警，警車遲遲不見。眼看父親血流滿面，萬般無奈中，21:43分石忠忠撥打了120急救電話。直至約22時30分左右，警車和急救車才陸續趕到現場。

2016年8月9日，一則《隴南:“土豪”村支書涉嫌騙取國家補貼資金數十萬》的報道，出現在各大網絡媒體，對石五位被打一事進行了報道。

實際上，據村民們反映，四合村被村干部所打的群眾很多，還有馬文革，馬文彩等人，都有著和石五位一樣的遭遇，作為1965年就入黨的老黨員，馬文彩甚至無法參加正常的黨組織活動，除馬文彩外，曹玉林等黨齡幾十年的老黨員則同樣被村黨支部拒之門外。

10月24日，甘肅省省委書記王三運開始對武都區四合村的問題進行關注。

12月初，亦有多家媒體開始進駐四合村進行采訪。“政府一直沒有真正重視。”村民們說。

2016年12月14日，在采訪中，記者也明顯感知到地方政府對此類問題的態度，地方政府一位相關機構的人員在接受采訪時則以“只是兩派在爭村里面的權利”予以解讀，并告知記者說，“我們已經組成聯合調查組，12月就會下發。”

終于，2016年12月27日，武都區紀委正式向姚寨鎮四合村村民下發了《關于對姚寨鎮四合村干部有關問題調查處理情況的答復》。

《答復》稱：對石任德予以留黨察看一年處分，“鑒于對馬成林的問題區紀委已對其做出處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不予再追究。”

但是，對于區紀委出具的此答復，村民們并不買賬。

(圖說：石任德的“名苑山莊”，其妹夫宗紅林的“紫云山莊”和四合村部分村民住處剪影。)

“黨還管不管我們？”

村民們向記者表示，在武都區紀委進行答復后，四合村全體村民則再次向隴南市人民政府、隴南市紀委，上交了一份《復查申請書》。

他們說，《答復》中關于反映四合村干部貪污“重建款”問題的“答復”，與實際事實不符合。

“地震中政府給四合村申批并發放了91家維修戶(每戶3000元/戶)，88家重建戶(無償救災款20000元/戶，貼息貸款17500元/戶，以下簡稱“兩款”)。石任德和石吉慶是父子關系屬一家人，地震后原房屋完好無損，卻報了重建兩戶;李志學和馬四十兩戶即未重建房屋，又無領取“兩款”;李住龍、張金德、卯五生、卯召順四戶在四合不存在(虛報)?，F已頒發了重建驗收后69戶《房屋土地使用證》，就包括卯五生(135.丁平方米)和卯召順(200平方米)兩戶不存在的房屋證書。這些事實在區民政局重建存檔中反復核實為據。”

“另外，在2007年黨員活動室是用政府的專項資金就己建起并使用了，況且2008年地震期間還在黨員活動室內給全體村民發放了賑災面粉。但在“答復”中卻稱：通過調查，石任德在四合村任村支書期間存在以下問題，二是以村民共4戶(實際是5戶)重建資金8萬元違規用于修建黨員活動室。”

“我們實在不知道調查組的調查是怎么出來的!”他們說。

除此之外，“對于我們反映的其他問題，如石任德利用職權之便，在2007年開發旅游區，政府統征四合村群眾土地時，貪污上黃三社征地款約20畝，30余萬元，用親屬、他人姓名及編造假戶口信息等手段假編畝數，共貪污騙取、扣取四合村村民征地款等接近50萬元。”

——2004年加寬上黃公路，石任德共侵吞修公路工程款18萬元;村主任馬成林在加寬馬家山路面時，共計14萬元村民借支款被馬成林侵吞。”

——國家2005年開始發放退耕還林補償款。林業局向四合全村185戶退耕640畝，每年發放退耕還林補助款135萬元，至今已發放11年但全村村民沒有得到多少錢?？墒?，村支書石任徳家承包了不到4畝土地，卻虛報了40多畝;馬成林家承包了不到5畝土地，卻虛報了30多畝，11年他們兩人各自共騙取國家退耕還林補助款。”

2009年國家政策把集體林業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落實到每家每戶，政府給每戶都頒發了《林權證書》。但實際上，四合村村民的《林權證書》并沒有落實到各戶頭上。據知情人說，僅2014年、2015年兩年間林業局發放的天保育林就累計300多萬元。本應領取育林款的村民們，卻未見分文。

錢究竟去了哪里?究竟是被四合村村委集體貪污，還是暗通款曲的流向他人之手?當地究竟是什么人在石任德們的背后站臺?頗為耐人尋味。

……

實際上，在調查中記者亦發現類似問題，僅以農村低保為例：四合村真正應當享受農村低保條件的困難戶卻沒有享受到低保待遇，卻被村干部他們不符合條件的親朋眷屬享受了低保待遇。

但《答復》中稱：2013年農村低保清理中，村支書石任德沒有按規定執行，利用職務之便將不符合條件的其父母及兩個女兒納入了農村低保范圍，享受農村低保二類家庭，共違規領取2014年度、2015年度低保金18912元。

而對于村民們舉報石任德騙取并貪污“兩款”的事實，眾多村民稱：石任德總計貪污了石具才等五戶，其本人兩戶，再加上李志學和馬四十一以及假報的李住龍等四戶，總計金額487500元。除此之外，還有6戶，總計225000元，不知去向。

區紀委的“答復”中則稱“與實際騙取并貪污賑災款共487500元不符合。”

“這種‘答復’明顯避重就輕、敷衍塞責。”村民們說，他們對于區紀委給出的此答復明顯不信任。

“未來我們將繼續上訪，我們就不信在中國找不到一個說理的地方了，我們就不信黨不管我們了!”他們說，接著是滿屋子沉默。

沉默中，村民中的黨員代表突然問記者：“您說，黨還管不管我們?”

(圖說：幾十年黨齡的曹玉林躺著床上，問記者說，你是黨員嗎?記者說是。他說你們那里能參加黨的會議嗎?邊問邊讓老伴從塑料布包著的袋子中取出自己是黨員的證明。)

四合村示警

事實上，中央對中國的基層建設和三農問題一直都放在首要的位置。

1923年8月，經李大釗批準，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中共安平臺城特別支部誕生。

6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通過在村莊建立黨支部，開始重構農村政治秩序，并加強對中國鄉村的領導權和控制權。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和保持黨支部對村莊領導地位的前提下，換來了農村建設一段時期的發展與繁榮。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創造性的提出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目標，農村治理問題是這一目標的關鍵。

剛剛閉幕的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則旗幟鮮明的表明“要推動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一級級向基層延伸，讓廣大群眾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增加獲得感，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而就三農問題，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連續五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具體部署。2004年至2016年則連續十三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三農”問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但上述政策，并沒有阻擋個別地方與中央政府政策上的嚴重脫節?？梢钥吹降氖?，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問題愈發明顯，圍繞農地問題、村民利益、村官選舉問題等引發的糾紛此起彼伏。

事實上，僅就記者所采訪的甘肅隴南武都區四合村與其他村莊的現狀而言，當地民生問題依然嚴峻，在各方利益的訴求背后，暴露出來的問題則是觸目驚心，有的甚至還在嚴重惡化之中——比如盡管多次被媒體曝光，但當地基層村干部問題仍層出不窮，個別村莊甚至直觀呈現出村支部主要負責人與地方不明身份人員合力侵占村集體利益的趨勢;部分老黨員數年無法參與黨組織建設，直接折射出當地基層黨組織建設與村民自治備受挑戰;上訪人員被“恐嚇”、“毆打”等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劉守英曾就此類問題表示，“一些村支書因為權力過大，在土地和廠房出租中“出事”的案例增多;村民對村委會的不信任增加;土地租賃市場的灰色導致租金停滯不前;土地租金福利化傾向越來越明顯，每次村兩委換屆選舉時明爭暗斗加劇，村莊內部矛盾加深，‘村莊政治’對‘村莊經濟’的制約越來越大，甚至已經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與和諧。”

“四合村顯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亦有專家表示，四合村的問題看似中國西部一個鄉村的問題，但實際上也是我們國家必須重視的一個大問題。

(圖語：甘肅隴南武都區姚寨鎮四合村村民的投述簽名冊。)

可以看到的是，隨著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穩步推進，國家層面已進入改革攻堅期。攻堅之根，則在農村。然而，在鄉村建設的過程中，中國3萬多個鄉鎮，60多萬個行政村的未來，究竟應當以什么原則，什么方式，實現國家、地方、集體與農民的多方利益?地方政府能否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重視當地所發生的問題?進而言之，中國鄉村治理未來將何去何從?地方政府能否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些都將是關乎中國鄉村未來治理的關鍵，更是關乎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復興的大問題。

“天心即民心，民心即民意。”豈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