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發明了愛情?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于2025.5.19總第118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愛情的概念到底從何而來?
又經歷了哪些變化?
從5月10日起,婚姻登記地域限制取消,正趕上“520”和“521”這兩個因為諧音而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多地結婚登記預約爆滿,因為太多人搶號,不少人笑稱“這個火爆程度,簡直堪比演唱會搶票”。而今年2月,民政部公布了2024年的結婚人數,創下了45年(1978)以來的最低紀錄。
數字與現實像一面棱鏡,折射出當代社會的情感光譜。當我們在社交平臺熟練地使用“牡丹”(母胎單身)自嘲,用“舔狗”“戀愛腦”“過情關”“認真了你就輸了”“智者不入愛河”這樣的網絡新語文重新定義愛,被各種攻略、指導、方案影響,習慣在量化中選擇“對”的人,其實我們無法否認,在內心深處仍然渴望遇見愛,表達愛,依然固執地為某個特定日期賦予神圣的意義,以此期望邂逅古典浪漫主義里“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的古老誓言。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早在幾百年前,元好問就對愛情做了最貼切的描述,后來英國人莎士比亞用《羅密歐與朱麗葉》為他的話做了超越時空的注解。從古至今,愛情一直不停展現著它的雙重面相,既能讓特洛伊燃起十年戰火,也能讓勃朗寧夫人在病榻上寫出詩行,有“解怨釋結,更莫相憎”的豁達,自然也滋長“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執念。這種超越理性的力量,讓愛情成為文明史上最為迷人的悖論。
如今,當這個悖論被現代工業中的績效主義修改,被原子化社會中自我的無限推崇沖淡,性文化的“去羞恥”尚未完成,愛的羞恥又來了。似乎所有人都在說,愛情是一件虧本的事,也是一件危險的事,如果要愛,不如愛自己。就連當代情感社會學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國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也在哀嘆,消費主義、互聯網約會文化、消極選擇的自由等現代社會產物的幾重夾擊,帶來“愛的終結”。這提醒人們愛情的本質困境:它既是生物本能,又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得到與失去,悲劇與甜美,從來都是它的一體兩面。
其實,愛情的概念在人類生活中出現,不過就是最近這三四百年的事情,它由人類發明,出現之后便成為永恒的話題,而它的誕生之于整個文明歷史來說,發生得如此之晚。愛情的概念到底從何而來?又經歷了哪些變化?
“愛者總是比被愛者,
更加接近諸神”
愛情無疑是文明發展的產物。剛從動物界脫胎出來的原始人,在相當大程度上被動物的原始本能支配行為。完全被自然束縛,人類在這個時期當然不會有愛情,兩性之間更多的是出自本能的動物式依戀,是“群”的天然紐帶,而不是“個人”的關系。此時的兩性關系也只有自然屬性,尚不具備社會屬性。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愛情定義的人是柏拉圖。這位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在其著作《會飲篇》中,通過記載哲學家蘇格拉底、斐德羅、鮑桑尼亞等人圍坐一堂的對話,探討了愛情的本質和目的。書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在愛情的激勵下,愛者總是比被愛者更加接近諸神?!彼恼撌霰徽J為是“愛情”這一概念現存的最早文獻之一,“柏拉圖式的愛情觀”強調精神上的契合和純粹的情感交流,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發現古希臘文化中,女性雖然是人,但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而柏拉圖所說的愛情只存在于完整的人之間,因此后人對他學說的理解,失之偏頗。
其實,男女關系的演變是人類意識演變的一部分,是平等和個人意識形態在愛情領域的蔓延。愛情作為私人領域,也受到政治、經濟等公共領域意識形態改變的影響。當個人從各種各樣的共同體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自主的個體,現代意義上的愛情才有其可能,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浪漫愛(Romantic love)。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浪漫之愛承諾在相互吸引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平等關系,這要在18世紀后才有條件真正形成,但它的雛形卻在中世紀就已經產生,也正是因為愛的雛形,使中世紀的騎士們成為傳奇。
12—13世紀活躍于歐洲的吟游詩人們曾屢屢傳頌騎士與貴族女性之間的自由戀愛,例如12世紀流傳的愛情故事《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講述了亞瑟王的騎士特里斯坦與身份懸殊的公主伊索爾德相遇相知相愛,最后生死與共的故事。那時的騎士,是勇敢與忠誠的化身,他們熱衷于為愛情服役,為了證明自己的愛,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因此誕生了一大批騎士文學。今天,騎士打敗惡龍拯救公主的經典童話藍本,就是來源于中世紀騎士文學;西方文化中“白馬王子”的原型,主要源自亞瑟王傳說中的圓桌騎士高文;在現代社會仍被推崇的“紳士風度”,也正是“騎士精神”經歷上百年后的嬗變。
英籍華裔歷史學者潘翎在《真愛遺事》一書中寫到,騎士之愛的特別之處在于演化出一種理想,即男人對女人的精神之愛。在此之前,盡管一些古代詩人也在詩句中表達過愛,但他們對于自己的情人更多是性渴望。騎士們盡管表現出與這種渴望相同的外在特征——嘆息、顫抖,變得蒼白、消瘦和失眠,卻在去除了性占有的前提下崇拜他的心上人。
歷史的真正分野出現在中世紀之后,人類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伴隨人權概念的提出、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浪漫愛情作為文化理想而興起,包辦婚姻的統治性地位遭遇挑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求自由戀愛和婚姻。18世紀后期開始的浪漫主義運動,對浪漫愛情的追求達到了極致。
當時,浪漫愛情的主要提倡者是詩人雪萊?!瓣柟饩o緊地擁抱大地,月光在吻著海波:但這些接吻又有何益,要是你不肯吻我?”《愛的哲學》是他的經典愛情詩歌,當20世紀來臨,一生追求自由的雪萊成為不少中國青年的精神導師。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在《婚姻與道德》中借著評價雪萊的詩歌談到浪漫愛在18世紀末達到極致的原因:雪萊的理論建立在一種缺乏穩定性的平衡狀態上,習慣勢力的阻礙仍然存在,但并非絕對不能超越。如果這些障礙很頑固,或者如果它們不存在,浪漫愛情就無法繁盛起來。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當時間走到19世紀,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們,把自由和婚姻編織在了一起,婚姻不再是愛的阻礙,而是成為浪漫愛情的結果?!顿M加羅的婚禮》 《玩偶之家》《傲慢與偏見》《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 《包法利夫人》……一批戲劇、文學作品將愛情從傳統宗教倫理與功利婚姻中剝離,賦予其個體性與自然性。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第一次為愛情做了明確注解:“始于兩性吸引,得到精神升華,期望締結排他性的穩定關系,人類特有的高級情感?!闭f清了愛情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這二者缺一不可。
在中國,浪漫愛甚至成為現代啟蒙的重要環節?!恫杌ㄅ贰渡倌昃S特之煩惱》等西方小說的傳入帶來了自由戀愛的文化資源,幫助20世紀初的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擺脫儒家傳統的束縛,愛情成為知識分子掀起“觀念革命”的核心內容之一——以爭取婚姻自由的方式構想一種全新的個體身份,即擁有自由、平等、權利的現代社會公民。那些刊登在《新青年》上的離婚聲明、鐫刻在公園石碑上的自由婚約,無不印證著私人情感如何被賦予沉重的歷史使命。
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和比較文學系教授李海燕在《心靈革命》一書中曾說,浪漫愛在五四話語中成為一個年青一代與禮教家庭和父權意識形態決裂的象征:“公然忤逆家長的意愿而為自己選擇的配偶進行斗爭,成為五四一代成員安排其道德劇上演的專屬場地?!?/p>
潘翎認為,中國人對于愛、性與婚姻的看法,在20世紀20年代左右有了關鍵性進展。在那之前的綿長歷史中,中國人不說“愛”,而是使用更為含蓄的“情”,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缺乏自然的情感,也許只是這種情感“被否認或蔑視了,或者認為其他事情更重要,或者情感就在那兒,只是羞于表達”。畢竟在《詩經》中,就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這樣的句子。漢代后的古典詩詞,更是締造了一批中國式浪漫:“有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薄皟汕槿羰蔷瞄L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薄霸洔婧ky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薄芭钌酱巳o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薄扒椴恢?,一往而深?!彼拇竺住都t樓夢》中“寶黛”的愛情,更是超越了以往的所有愛情主題作品,他們的相愛并不建立在一見鐘情的基礎上,而是這一對“叛逆者”在長期相處中因為志趣相投、思想一致而生發出的愛戀,已經體現出恩格斯所說的“現代性”。
20世紀,隨著電影的問世和發展,好萊塢成為制造浪漫愛情的夢工廠。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魂斷藍橋》《亂世佳人》《卡薩布蘭卡》《羅馬假日》開始,到巔峰時期的《人鬼情未了》 《麻雀變鳳凰》《諾丁山》《泰坦尼克號》……好萊塢用完美的男女主角、浪漫的音樂、場景和情感表達方式,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經典愛情故事。
這些電影向觀眾展現了完美的愛情觀,即只要你遇到了對的人,就一定會有一個熱烈的戀愛和幸福的結局。這種觀念深深地植根于美國文化中,不僅娛樂了觀眾,更影響了人們對浪漫愛情的理解和期待。尤其進入當代后,當女性思潮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而覺醒,好萊塢的“小妞電影”——這一愛情電影的亞類型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營銷載體。以女性角色為故事中心,聚焦于女性愛情和個人成長主題的“小妞電影”,吸引了全球眾多制片商的效仿,也更進一步推動了世界各地女性意識的興起。
在華語世界,愛情的造夢者是瓊瑤。在橫跨半個世紀的寫作中,她幾乎構筑起一座愛情烏托邦。有各種年紀的愛情,少女江雁容、青年何書桓與陸依萍、中年何慕天和李夢竹;有各種階層的愛情,軍閥、企業家、窮畫家、學生、白領……時代從清朝的《還珠格格》《梅花烙》,一路經過《煙雨濛濛》《庭院深深》中的民國,到達20世紀70年代發生在中國臺灣的《一簾幽夢》。不同階層、年齡,不同時空維度的愛情圖景都匯聚在她筆下。
瓊瑤故事里的人物從來愛得熾烈且劍拔弩張,這種張揚的浪漫主義美學暗合了特定時代的集體心理訴求,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瓊瑤熱。那時的人們向往自由的浪漫,相信纏綿悱惻的愛情,更渴望從“我們”過渡到“我”,想要從“固態”變為“流動”,而這些都是可以從瓊瑤那里獲得的閱讀快感。
中國電影工業雖然起步晚于好萊塢,但愛情電影同樣伴隨著時代變遷展現出鮮明的發展軌跡和文化特色。20世紀90年代,《重慶森林》《春光乍泄》《花樣年華》《甜蜜蜜》《星愿》等片中,愛情與移民、時代變革、城市疏離感相互交織,“愛而不得”成為時代情緒的縮影。21世紀,《失戀33天》《心花路放》《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又體現出當代愛情的焦慮。它們不斷與國際電影潮流接軌,也開始反思“完美愛情”的敘事模式,嘗試從更現實的角度描繪人際關系,例如《七月與安生》《春潮》《愛情神話》《好東西》,都不再以“遇見對的人”為終極目標,而是更關注個體自我、情感差異和多樣化的結局。
這些華語電影,不但讓我們可以觀照自身,更是留下了一批成為中國觀眾共同情感記憶的歌曲:“苦海翻起愛恨,在世間難逃避命運……”
“愛是一種持之以恒的建構”
“浪漫之愛的目標是發現獨特的自我?!?992年,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出版《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欲》一書時寫下這樣的話,在他看來,浪漫愛之所以能夠在18世紀晚期掙脫舊體制的桎梏,就是因為“與浪漫愛相聯系的復雜理念第一次把愛與自由聯系起來,二者都被視作是標準的令人渴求的狀態”?!袄寺壑苯影炎陨砑{入自由與自我實現的新型紐帶之中?!?/p>
進入21世紀,當東、西方社會都實現了從“生存價值”到“自我表達價值”的轉變,流行文化中個人英雄主義、自我實現和探索、自我創造前所未有地豐茂時,愛情的樣子又悄悄變化,它反而成了桎梏本身。
“對被愛的期待是最后的幻覺,放下它,你就自由了?!边@是加拿大作家、詩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詩句,2024年中國臺灣作家平路在一次訪談中復述之后,火遍互聯網。平路本是講述自己如何放下母親不愛自己而帶來的痛苦,但多數聽到這句話的人,卻直接把它運用到親密關系中。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愛變成了一種羞恥。
人們害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報,擔心因為愛得更多而變得卑微。男性群體中,這種羞恥感被稱為“舔狗”,而在女生群體中則被稱為“戀愛腦”。于是愛情越來越難以自然發生,因為雙方都在擔心成為那個“付出更多的人”。結局被無限放大,因為只有結局那一刻的救贖,才能讓付出得到應有的“名分”,而過程中的那些美好,只要沒有走到結局就會被視為“無用的東西”。
于是,在開啟一段親密關系前,每個人都熱衷于深思熟慮和精密計算,不是選擇“愛”,而是選擇“對”。在今天的互聯網上,各流派的情感專家層出不窮,一部分人流轉于各類輕淺關系,還有一部分沉浸于學習各類親密關系理論,美國薩姆休斯頓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羅蘭·米勒在1997年撰寫的暢銷書《親密關系》至今已經修訂、更新了八版。
美國知名羞恥感心理學家布琳·布朗用6年時間進行大量訪談,研究親密關系中的羞恥感,她發現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恐懼那個“有缺陷的自我”被發現,而進入一段關系,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讓自己被真切地看到。
這種對于愛的焦慮,并非個人的、私密的體驗,而是一種集體性的困擾。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提出的“液態現代性”理論認為,現代社會從形狀明確的“固態”轉變為流動的“液態”,人們的生活和關系也變得更加流動和不穩定。在這種社會形態下,人們感到難以建立和維系穩定的親密關系,從而產生愛的焦慮。
流動性、不確定性是現代私人生活的巨大變革,而這種變革,也在情愛之中頻頻顯身。其中一個明顯特征,就是伊娃·易洛思所說的消極的社交性,即以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名義,拒絕、回避或退出我們面對的承諾、羈絆和關系。她認為互聯網時代超聯通的現代性就是以短暫且基本不觸及自我的準關系(quasi-proxy)或消極紐帶的形成作為標志。不過,盡管伊娃·易洛思將2019年出版的著作取名為《愛的終結》,但她還是在書中對于人們“愛的困境”指明了出路——重新審視此前被推崇有加的性自由,它是否真的能為兩性帶來實質解放;重新審視自己對愛情的態度和價值觀;真正地理解和體驗愛的真諦,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約會跟逛街沒什么兩樣,他們只不過是在一個全球市場上當吹毛求疵的消費者,挑挑揀揀著廉價的商品:可能的浪漫關系或性關系。這是對我們的終極商品化”。
直視關系中的裂痕、阻礙和不確定,也許才是通往真正的“情感自由”的必經之路。因為無論人多么害怕戀愛,甚至不那么愿意進入婚姻,對愛的渴望仍在每個人心中滋長。無論愛、性、欲念的邊界如何移動不定,那些純粹的、干凈的凝視和守望,始終是愛的核心本質。就像法國哲學家巴迪歐在《愛的多重奏》里寫到的:“愛是一種持之以恒的建構?!?/p>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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